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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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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姓名:寿小云, 主任医师 位置:中国,北京. 个性介绍:擅长于中医疑难杂症和身心疾病的诊治。精通中医脉法,是当今中国能够掌握传统中医脉象极少数的传人之一,中国中医心理脉学和命理脉学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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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传统观念——医者意也 (二)  

2010-07-17 15:10: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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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传统观念——医者意也 (二)

廖育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四、脉诊与

    “病家不必开口,便知病源何在。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

    此乃舞台上医家亮相时常用的开场白,也可说是“神医”展示技艺、获取患者信任的看家本领。如何才能作到“病家不必开口,便知病源何在”,最主要的手段不外望色观形、闻声诊脉。即略去“望闻问切”四诊之中的“问”,仅靠其他三法获取信息、做出诊断。然如此这般仍不足说明医家的技艺超群,必令其无由望色、观形、闻声,单靠诊脉做出诊断才算高明。于是便有汉和帝命郭玉隔幛诊手 [39] 之故事,甚或悬絲诊脉 [40] 之笑谈,以示脉诊之神奇。脉诊是否果真如此神奇,不是此处所要讨论的问题,唯由前引许胤宗、刘开等人言论可知,“医者意也”之感慨,与“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持脉之道,非言可传,非图可状”的亲身体验有着密切关系。在此,又要提出与前一节中相类似的比较问题,即:其他医学体系中也有脉搏诊察,但却没有任何神秘性,何以中医的脉诊如此难于把握?欲要回答此问题,首先需要知道:中医的脉诊方法,古今有所不同;早期的诊脉之法或许并不很难掌握;沿用至今的、需要心领神会的脉诊技艺,乃是在医家对“古脉法”不断加以改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所谓古脉法,是指已弃而不用的早期诊脉方法。例如成书于东汉时期的《难经》在谈到各家脉法时说:“脉有三部九候,有阴阳,有轻重,有六十首,一脉变为四时,离圣久远,各自是其法,何以别之?” [41] 足见在《难经》成书时,这些脉法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了。详细介绍种种古代诊脉方法的具体内容,将远离本文主题,有兴趣者请参阅拙著《岐黄医道》 [42] 。从总体上讲,古代的诊脉方法都是以“经脉”与“气”的理论为基础,但具体运用却有所不同。例如,由于“十二经脉”之中皆有动脉,故通过这些动脉分别诊候所属经脉的病况,乃是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故而有可称“分经候脉”的诊脉方法;有以为人之“头、手、足”与“天、地、人”相应的观念,故有在头、手、足之“三部”、各取三处动脉进行诊察的“三部九候”法;又因认为人身之气与天地四时阴阳之气的运动变化相关,故有“四时脉法”等等。在这些诊脉方法中,有一种通过比较“人迎”(颈动脉)与“寸口”(手腕部的桡侧动脉)之大小,来判断疾病归属于某一经脉的方法,或许与今日所见诊脉方法有最密切的关系。此法集中表现在构成今本《黄帝内经》的《灵枢》之中,而在《素问》中只有两篇略略言及此种脉法 [43]

    简单地讲,“人迎、寸口诊脉法”就是以“寸口”作为人体内部(阴)的诊候之处,以“人迎”作为人体外部(阳)的诊候之处;依据阴阳学说的基本原理,阴阳平衡即是健康无病,故正常人的脉象应该是:“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44] 。当某一方的脉搏大于另一方时,即说明阴阳失去了平衡;或者应该反过来讲:当阴阳失去平衡的时候,脉搏就会出现一大一小的现象。不难看出,这是阴阳学说在医学领域的一种具体运用。然而,仅仅是笼统地辨别阴病、阳病还不够,医家还需要知道病在何经脉、何脏腑,故在这种脉法中还规定: [45]

   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阳(胆);一倍而躁,在手少阳(三焦)。

    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阳(膀胱); 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阳(小肠)。

    人迎三倍,病在足阳明(胃);三倍而躁,病在手阳明(大肠)。

    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阴(肝);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心包)。

    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阴(肾);二倍而躁,在手少阴(心)。

    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阴(脾);三倍而躁,在手太阴(肺)。

    这种源于阴阳理论,而且能够做到与“三阴三阳”、“五脏六腑”配合完璧的诊脉方法,显然不可能是源于实践经验;是否真的能够应用于临床,亦颇值得怀疑。

    稍后,《难经》中采用了“独取寸口”的脉诊方法。即以关骨(腕后高骨,现称:桡骨茎突)为界,将原本只用于候内(阴)的“寸口脉” 分为寸、尺两部;关前名“寸脉”,属阳,取代了人迎脉;关后名“尺脉”,属阴,独揽了原寸口脉的地位。《难经》的诊脉法中虽然有寸、关、尺之名,但却只有寸、尺两部脉,“关” 尚只是阴阳的分界。然而不管怎么说,这已然与今日所见之脉诊方法极为相似。在此后不久的医学著作中,即可看到作为分界的“关”变成了“关脉”。换言之,定式化的诊脉法在东汉末期既告成立,沿用至今未见大的变化。之所以说上述“人迎、寸口诊脉法”有可能与今日所用脉诊方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启承关系,是因其与《难经》的诊脉法间存在着极强的理论共性。两种方法均是立足于阴阳对比与上下划分的取脉方式上,其区别不过在于:前者取阴阳之脉的方法是在人体的上部(颈动脉)和手部(寸口脉)取两处动脉加以比较;后者则将这种思想与方式,进一步简化与浓缩到桡动脉一处。而定式化的“寸、关、尺”三部诊脉法,虽在形式上与《难经》的诊脉法极为接近,但在理论方面却存在着以“脏腑配位”置换阴阳学说的本质变化。即左手寸、关、尺主候心、肝、肾;右手依次候肺、脾、命门。而无处不在的阴阳理论则又由“左手主血(阴),右手主气(阳)”得到了体现。

    其实,脉学中最令人难以把握的是“脉象”。《史记·扁鹊传》云:“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46] ,看来扁鹊可谓脉学鼻祖。然而在扁鹊的诊脉方法中,“脉象”并不太复杂,大、小、“损”(慢)、“至”(快)等脉象均不难把握 [47] 。即便是在今本《黄帝内经》中,脉象也还是不太复杂。纵观《灵枢》全书,只有“邪气脏腑病形”一篇中含有真正可以称得上讲述脉象的专节;且涉及的脉象不过是“大、小、缓、急、滑、涩”六种。但到了晋朝太医令王叔和的《脉经》,脉象已变得相当复杂,包括: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计24种。虽然每一种脉象都有形象的描述,但对于临床医生来说,那真是叫作:“在心易了,指下难明”! 

    脉学的发展与药学一样,包含着类比思想的运用。例如,两手寸口脉的前部之所以主候心、肺,是因为这两个脏器位于人体的最上部;中间的左右关脉分候肝、脾,是由于这两个脏器位居人体的中部;而寸口脉最后面的尺脉,对应的乃是人体最下面的脏器:左右两肾 [48] 。另外,各种脉象所对应的疾病,基本上也是类比而来。如“浮脉”(如水漂木,举之有余,按之不足),为阳,主病在表;“沉脉”(如石投水,必得其底)为阴,主病在里,等等。而脉学与药学的不同在于,脉诊的操作需要医家的灵敏感觉与体会。从这一点讲,“意”的内涵又回到了郭玉所言“心手之际”的最初含义。

    近代西方医学对于中医脉诊的评价自不待言,就连以中国传统医学为基础、建立起“汉方医学”的日本医家亦觉得脉诊过于虚幻、难于把握。因而江户以来的日本近世医家,实际使用的乃是一种叫作“腹诊”的查病方法,即通过触摸腹部,以获取全身疾病信息的诊断方法。两相比较,不难看出中国人的性格之中含有一种对“意”字当中所含要素的特别崇拜。“读书万卷,何如指下三分;谨守成规,岂过心灵一点?” [49] 对于脉诊的如此赞誉,不过是这种心态的一种表现。

                      五、医案与“意”

    明代江瓘(1503~1565)自幼习儒,功名不利而业商。曾因呕血遍延名医,却屡治不效。乃自学其道,竟成名医。感《褚氏遗书》“博涉知病,多诊识脉”之论;念山居僻处,博历无由,故辑古来名医奇验之迹,撰成《名医类案》十二卷。此书被誉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而完备的医案著作,流传至今。在《名医类案》的再刻序文中,可见以下论说 [50] :乾隆庚寅(1770)杭世骏序云,“医者意也,云云”;张一桂序云,“医者意也……夫法所以寄意,而意所以运法”。又清代名医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 [51] 李治序中亦有类似之语:“夫医者意也;方者法也,神明其意于法之中,则存乎其人也。……彼《灵》、《素》诸书具在,而心领神会,则又存乎其人也云尔。”看来,医案也与“医者意也”的问题有关。

    医案”即病历(case history),是患者情况与治疗经过的记录。从本质上讲,医案是一种“医事档案”和“医学资料”,故其用途亦不外这两大方面。就中国而言,医案作为档案的历史与运用,至少可以追溯到《周礼·天官冢宰》中有关医政管理者(医师)之职责的说明: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岁终则稽   其医事以制其食”。

    《史记·仓公传》载有汉代医家淳于意的“诊籍”,其中详细记述了医案25则。这是汉文帝四年(-176),淳于意因罪被解往长安之后,为回答 “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主名为谁?”的垂问,而提供的说明材料。 [52] 其后,至宋代“许叔微《伤寒九十论》,则可视为医案之始有专著。金元时医家每以医论、医案杂处。明清以还,医案学作为独立学科逐渐形成,医案著作大量出现” [53] 。曾有人统计,清代的医案有近300种 [54] 。此时的医案,大多是医家自录行医身验之作,或后人爬梳前贤记述而成,其目的在于供来人参考。故其性质主要是作为一种“医学资料”。

    清末以来的医家对于“医案”这种医学资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极大的重视。例如“前清名医周澂之(即周学海)云:宋后医书,惟案好看,不似注释古书多穿凿也。” [55] 章太炎亦言:“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寻此钻研,事半功倍。” [56] 民国时期,不仅“医界均重研读医案”,而且将其引入教材,如“施今墨创华北国医,编《医案讲义》;张山雷执教黄墙中医学校,亦以讲解医案为课程。” [57] 目前,北京中医药大学亦在高年级中开设了医案这门课程 [58] ,确实有达到了“逐渐形成独立学科”的味道。

    然而在现代医学著作中,却似乎没有“医案”类的著作,因为没有哪个医生会认为有必要将自己一生治病的经验与案例写成书;教学中也不会特别介绍某个医生如何“灵活处理”具体问题,有哪些“心得体会”。然而中国传统医学却有成千上万的“医案”类著作;不仅教学中会有这门课程,甚至总有人力图否定仿效现代医学形成的院校教育与基本教材;以为只有耳提面命、随师学艺的传统方式,才是真正能够学到中医精髓的唯一途径。这不能说不是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又一重要区别。 

    中医“医案”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从《叶熙春专辑》之“编写说明”的如下之语,可以看出编辑出版“医案”亦具有明显的“政策性”意味,被当作继承名老中医经验的一项具体措施:

    “一九六五年,为了继承名老中医经验,在省卫生厅直接领导和叶老亲自指导下,叶老的同事和学生杨继荪…等同志共同整理了《叶熙春医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受到读者欢迎。行将完稿的《叶熙春医案续集》却毁于十年动乱,……近年来在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继承整理祖国医学遗产的工作中,……省卫生厅再次成立‘叶熙春学术经验整理小组’,对叶老的学术思想、临床独到经验进行了总结,编成本辑。” [59]

    与此书一样收录于“近代名医学术经验选编”的《金子久专辑》,其编辑者“收集到未发表的金氏医案抄本四十八冊,以及所有已刊行的医案等” [60] ,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由此可见政策因素的巨大作用。除人民卫生出版社这样的专业出版社外,一些综合性出版社亦对编辑本地区名医的医案,怀有兴趣。例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临证偶拾》,“收载张羹梅医生有效医案八十余例” [61] ;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吴佩衡医案》,“是从他生前写下的临证验案及会诊记录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一部分验案编辑而成” [62] 。另外,尽管当代中医亦是以院校教育为主,但仍保持有各种形式的师徒关系。或由弟子尊师、爱师之心愿;或因藉虎皮以出书、扬名之需要,为老师整理、出版医案之事自然也就越来越多。然而除去这些“政策性”、“社会性”因素,决定医案类著作大有市场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固有特点。即由“体”与“用”(理论与临床)间存在着的矛盾、差距所决定。近代医家何廉臣所编《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的“夏应堂序”中对此有所说明:

    “盖以医虽小道,辄寄死生,不读书不足以明理,徒读书不足以成用;不读书不知规模,不临证不知变化。良以体质各异,病变不常,呆守成方,必多贻误。虽饱若孝先之腹笥,亦徒成赵括之兵书耳。案者治病之实录,临证之南针也。” [63]

    概言之,医案所以受到青睐,是由于从中可以找到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那么,这些具体办法又是从何而来呢?明代医家聂尚恒在“奇效医述小引”中的说明可为代表:

    “余究心于斯术,数十年来博取而精研之,深思而透悟之,自觉有如于神妙者。因病制方,不胶于古方;得心应手,不拘于成说。” [64]

    用现代之语说,这就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分析的能力、分析的过程,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意”。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综合、轻分析的特征;在医学中则表现为重整体状况,轻具体病症。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片面的成因,在于一般史学家、哲学家所能了解的大多是诸如汉代的阴阳五行、宋明的理气等一些类似“终极真理”的学说,极少能够深入我们今日所谓科学技术的领域,去观古人如何处理具体问题的过程。例如明末清初的医家吴有性在研究瘟疫病的过程中,“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不仅“格”出了:瘟疫与伤寒不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自口鼻而入以致病的“基本原理”;而且从“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等现象,分析出:“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并推论:如果能知道何物能制其气,则“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 [65]

    较之于“医者意也”,当代医家更喜欢用“辨证施治”一词来表达中医的神韵,或者称其为中医“活的灵魂”。其要不外首先是对一位患者的具体病情加以详尽透彻、触及本质的分析,然后灵活地选择最佳治疗方案,而不是按图索骥地绳于经典、墨守成规地套用成方。的确,古今医家都极少妄发否定“古训经典、验方成法”之言,但他们的创新意识与创造结果,却在医案中得到了某种体现。他们引用经典之说来证明自创之法的合理性,用经学家的话说,这叫“六经注我”;与古训相悖时,则缄口不言,用史学家的话说,这叫“皮里春秋”。只有看清这一点,才能了解中医学内部“旧瓶新酒”的变化、发展过程;了解医案中蕴涵的医家之“意”为何;了解医案的价值何在。

    谈到医案与辨证施治,则还有一事不妨顺带说明。即当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之后,自然引出国人对于两种医学体系之异同、短长的思考与比较。就异同而言,通常认为“西医辨病,中医辨证”是其重要区别之一(这或许可说是“辨证施治”一词赖以成立的根本原因)。虽然中医界力陈“辨证”之科学与重要,但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或者说“很难说清”。而医案的“档案”性质似乎在此又得到了某种发挥——让事实作为中医的科学性、辨证的必要性的证明!高辉远等整理的《蒲辅周医案》似乎就隐含着如此苦心。其“整理的几点说明”中谈到:

   “整理形式仍以中医为主,多采用中医病名,……如中医一个病,可能包括西医的几个病,同是中医的眩晕,而西医则有美尼尔氏综合征或高血压之分。西医一个病,也可能包括中医几个病,同是西医的乙型脑炎,而中医则有暑温或湿温之分……”:“蒲老治病的特点,特别强调辨证论治这个原则……” [66] 云云。

    医案对于中医来说,无疑是一种教材。无论是自我研读,还是课堂授业,都不仅起到传播技艺的作用,而且还兼有通过“有验之事、可验之法”向后学与社会证明这个医学体系之可信性、增强信任的潜在功能。

 


[1] 见《饮冰室合集》第14册:“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华书局,1941。

[2] 费振钟《悬壶外谈》(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p.76)指出:“医者意也”是“中医受到怀疑最多、责难最重的一个观点”。

[3] 直接之例如:“净苦法师认为:‘医者意也,意者医也’,全凭心意——佛慧佛德用功夫,不可执著,囿于成法”(见李良松、刘建忠《中华医药文化论丛》(鹭江出版社,1993);间接之例,详见后述。 

[4] 前引费振钟《悬壶外谈》之封面,印着如下题记,展示着文人的特有视角:“医者,意也。”这句代表古典中医的话,受到后世许多人的责难与否定。但若是少了这句话,不仅历代名医失去他们医学上自由创意的愉悦,所有那些精妙的医术都会变得黯然无色,便连今天对于中医的叙说,亦复没有多少趣味了。                                

[5] 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 p.2735.

[6] 人类学研究者通过测量左右手之长度,得出结论:古代左利多于现代。

[7] 引自唐·王焘《外台秘要》卷十八,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496。

[8] 《旧唐书》卷一九一,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p.5091。

[9] 《千金要方》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3。

[10] 《千金翼方》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

[11] 《千金翼方》卷二十六,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308

[12]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92.

[13]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044.

[14]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98.

[15] 见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92—193.

[16]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507.

[17]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145.

[18] 《局方发挥》,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影印版,p.1.

[19] 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五0二,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12册,p.37。

[20] 引自陶御风等编《历代笔记医事别录》,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p.209

[21] 引自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p.208。

[22]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010.

[23] 《珍本医书集成》第14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班。

[24] 《珍本医书集成》第14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班。

[25] 引自陶御风等编《历代笔记医事别录》,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p.226.

[26] 关于此故事的来源,亦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27] 需要说明的是,《淮南子》言此之意在于解释食物鉴别知识的起源,而非指医药,即神农之所以称“农”的原因。其后才逐渐被解释成“识药”。

[28] 孔健民:《中国医学史纲》,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p.10。

[29] 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p.6.

[30] 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p.2.

[31] 详见J.G.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对巫术思维规律的具体分析。

[32] 《灵枢·邪客》

[33] 《东坡志林》卷三。引自钱远铭主编《经史百家医录》,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p.276.

[34] 引自陶御风等编《历代笔记医事别录》,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p.276。

[35] 山田庆儿:“《物类相感志》的产生及其思考方法”。见氏著《古代东亚哲学与科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p.126.  

[36]  同上,p.125.  

[37] 《二程遗书》卷十五《伊川先生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p.116.

[38]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三十“唇口病诸候”,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158.

[39] 前引《后汉书·郭玉传》载:帝奇郭玉诊脉之神技,乃“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使玉各诊一手,问所疾苦。玉曰:‘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帝叹息称善。”

[40] 因男女授受不亲,医家诊脉亦在忌避之列,故诊妇人时乃系一絲于患者手腕,引出室外,而仅令医者诊其絲。故事云:一医行悬絲诊脉后,断为有孕。主人大怒,言:“毁坏我家小姐名节,该当何罪?”医言:“愿以项上之物作保!”主人乃引其入室,见絲系桌脚,问曰:“更复何言?”医乃索刀,劈开桌脚,见中有一虫,蠕蠕而动。

[41] 《难经·十六难》

[42]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初版;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另版。

[43] 《素问》与《灵枢》间的种种区别,是研究今本《黄帝内经》(即《素问》与《灵枢》)究竟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黄帝内经十八卷”,还是互不相干之两本独立著作的重要线索。在脉诊方面,“三部九候”法仅见于《素问》,且云:‘三部九候为之原,九针之论(《灵枢》亦名《九针》)不必存。”可窥两书间的对立。

[44]  45《灵枢·禁服》

[46] 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第2版,p.2794.

[47] 扁鹊脉学的内容在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所著《脉经》中有所保存,可参。

[48] 《难经》提出一种新的学说:两肾左为肾,右为命门,后世遂有命门之说。左肾为“水”、属阴;右肾(命门)为“火”、属阳,仍不离阴阳学说的基本原则。

[49] 清代王九峰语,见《武进阳湖县志》,光绪五年木刻本,。引自《中华医史杂志》,1984,(2):65.

[50] 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版。

[51]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新1版。

[52] 详见《史记》卷一百五,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第2版,p.2794—2813.

[53] 明·聂尚恒《奇效医述》之出版者“前言”,中医古籍出版社,1984年。

[54] 高春媛:“中医医案发展简史”,《中华医史杂志》,1987,(4):207.

[55] 引自何廉臣选编《重印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绪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新1版。

[56] 同注54.

[57] 黄煌:“晚清名医柳宝诒及其学术成就”,《中华医史杂志》,1987,(1):23.

[58] 同注54.

[59] 浙江省中医学会、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编:《叶熙春专辑》,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

[60]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浙江省嘉兴地区卫生局编:《金子久专辑》,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

[61] 《临证偶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

[62] 《吴佩衡医案》,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63] 何廉臣选编:《重印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新1版。

[64] 明·聂尚恒:《奇效医述》,中医古籍出版社,1984年。

[65] 引自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p.1—3、211.

[66] 中医研究院主编:《蒲辅周医案》,人民卫生出版社,1972年。

[67] 《千金要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版,p.10.

[68]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123.

[69] 此即所谓“经方派”人物,始于清末民初。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为“医方之经”;视其医方为“经典之方”;并以能守原方、原量,甚至原服法而自誉。详见《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p.78.

[70]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391.

[71] 引自岗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p.1123.

[72] 引自钱远铭主编《经史百家医录》,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年,p.276.

[73] 吴克让:“评‘我国药学史上的第一部药典’”,《中华医史杂志》,1984,(4):254.

[74] 费振钟:《悬壶外谈》,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年,p.79.

[75] J.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第二卷,p.36.

[76] W.C.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译本,p.479。

[77] 最早介绍牛痘的著作名曰《引痘略》,显然是为了表述“引痘外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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